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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庆龄:书笺里透出晚年心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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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庆龄:书笺里透出晚年心境

宋庆龄:书笺里透出晚年心境宋庆龄被称颂为“国之瑰宝”“20世纪的伟大女性”。 然而,她的晚年心境到底如何,尤其是处于“文革”动乱岁月里她的心迹,鲜为人知,公开资料也极少。 最近出版的《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(1971-1981)》是一本难得的原始文献,书中收录了晚年宋庆龄10年间亲笔书信159封,其中,有近100封是“文革”中后期给陈翰笙的私人信件。

宋庆龄的内心世界,从中可见一斑。

吐露境遇陈翰笙(1897-2004)是一名共产党员,他曾秘密从事共产国际情报工作,后被李大钊派去苏联学习一年。 陈翰笙与宋庆龄的友谊,始于1927年莫斯科期间,此后,两人保持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。

宋庆龄晚年,一直病痛缠身。 腰腿伤痛,行走困难,还有那恼人的荨麻疹和眼疾,常年困扰着她的生活。

“文革”初期,一波接一波的红卫兵叫嚷要冲击宋庆龄在北京的府邸,身为国家副主席的她,不得不撤下室内墙上的画和架上的工艺品,换上毛主席语录。

“文革”大动乱,虽说未直接惊动她,但举国大乱,友人“失踪”,社会无序,物资紧缺,使她的心情十分压抑。 1971年9月5日,宋庆龄致函陈翰笙,这是收入本书的第一封信,信中开头就说:“亲爱的朋友:我最后给你的一封信一直没有得到回复,我开始怀疑是否发生什么事了。 因为现在,生命就像烛光一样闪烁跳跃,突来的一阵邪风会把它彻底吹灭。 ”“文革”乍起,风狂雨骤,此刻她虽未直接评论“文革”,但对那些无法无天、邪风肆虐的日子刻画得入木三分。 不仅如此,“文革”狂飙袭来,她苦心孤诣创建的中国福利会及下属单位的一些人要与她划清界限,使她十分寒心!宋庆龄深有感触地在信中说:“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财产、我母亲的房子等,都献给了中福会,而我得到的回报只有‘资产阶级’的坏名声!”对领导人怀有深厚感情虽然宋庆龄对“文化大革命”有种种不理解,但总的说来,在与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中,她对党的领导人充满了敬意和信赖。 这里,有两个事例值得一谈。

1976年1月7日清晨,宋庆龄从广播里听到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。

“文革”初起,是周恩来把宋庆龄写在“保护干部名单”的第一位;造反派将在上海万国公墓宋庆龄父母的坟墓掘开曝尸,消息传到北京,宋庆龄悲痛欲绝,周恩来立即下令将墓地修复。

如今,周恩来离世,宋庆龄抱病参加了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和追悼会,不料,传来上面对她的微词,宋庆龄再也无法承受,在卧室大怒,说:“岂有此理!说我是‘总理帮’,我就是‘总理帮’又怎么样?!我不干了,我回上海养老!”宋庆龄平日里温文尔雅,这次发怒,迸发的是积压内心已久的对时局不公的愤懑和对周恩来的深情。 1977年12月,某个单位要求宋庆龄写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,她写信给陈翰笙,为怎样写此文章征求他的意见,并简述了自己的看法,信中说:“我想我可以写一篇短文,谈谈我对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看法。

我认为他是我有幸遇到过的最明智的人——他的清晰的思想和教诲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,我们必须忠实遵守。

(但我感到困惑的是,他为什么不一举断绝他和江青的关系,以防止她制造麻烦?)”批评江青否定“文革”众所周知,江青在“文革”中做了许多坏事,宋庆龄对此人有敏锐的评论。

1974年9月,在一次晚宴上,宋庆龄遇见江青,信中说:“江青从天津为她自己定做了100件衣服!她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穿衬衫和裙子,可我认为我们目前的这种服装风格看上去并不舒服。 ”这是“文革”期间宋庆龄在私人信件中对江青直截了当的评论。 “四人帮”粉碎后,可以公开揭露批判江青等人的罪行了,因此,宋庆龄在信中以不屑的口吻称江青是“我们已故主席的那位缺德的老婆”,并说“康生是江青企图夺周总理的权的幕后策划人”。 有一封信引起笔者的注意,1972年3月24日的信中说:“唐明照三天前来看我,他告诉我,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,我们的《中国建设》缺少干部。 ”将“文化大革命”定性为一场“浩劫”,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,而宋庆龄在1972年的书信中,已经用这个词描述“文革”!虽然很难认为叙说者当时已经对“文革”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,但至少说明他们对“文革”中大批干部受到迫害有很多疑虑和不解。

宋庆龄给陈翰笙的最后一封亲笔信,是1981年3月2日,此时距宋庆龄辞世不满90天。 (《南方周末》周尚文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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